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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船山同蕺山一样肯定了理的地位。

人缘取向一方面与儒家利他的推己及人、先义后利的忠恕之道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则暗含着中国式关系运作中某种以老子为代表的先舍后得、以不争而争的利己性策略，义利交融的中庸之道本质上正体现了此种儒道结合阴阳转化的可能性。安乐哲，2006，《自我的圆成：中西互境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伦理本位及至无我论意义上的关系取向，可能更多地还是指向家人及朋友至交的深度感情关系之中，双向的义利深度嵌入本质上构成了以小我为内核的社会自我主义。在家人式需求法则的深度感情关系之外，大量的社会关系是既有角色关系之中弱连带的普通人缘关系，中庸式忠恕之道的人缘取向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其中工具性资源与象征性资源的克己复礼的和谐法则。在中国社会与组织之中，知恩图报的君子往往更多地将恩义负欠关系置于核心地位，见利忘义的小人则一般是将阶段性的功利交换关系置于中心地位，并且其所特别关注、追逐的功利交换关系常常也会由于利害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应该说，恩义负欠关系之中以义为核心的施报法则相对于普通人缘关系之中以和为核心的和谐法则，或许更成为人缘取向人际实践的实质重心之所在，以至于彼此双方相互施报的义利深化可能发展成为适用需求法则的铁哥们式深度感情关系。在乡土社会之外，按照儒家伦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价值理念，儒家对于五伦之外的陌生人也是要求尽量以利他和谐伦理待之。

无论如何，此种义利交织阴阳转换之人缘取向的中庸式人际实践，正是差序格局的人伦网络之中个体推己及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真正具有长远社会生命力的位育之道（潘光旦，1997。黄光国，1988，《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桂冠图书公司。王充对王霸关系的论述没有超出董仲舒的范围。

至于这些条件对于王道、霸道、强道的实现是否充分，荀子语焉不详，我们不得而知。宋明儒学对霸道的贬低导致三个方面的理论后果：政治思考的空间大为收窄，以致无法容纳现实政治。但是，如果依此推论《春秋》经传就是通过霸业来呈现霸道，学者们大都不会同意。仁道，体现为爱人之道。

对于管仲而言，死节没有任何意义（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王制》篇曰：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择也，王、霸、安存、危殆、灭亡之具也。

存道，在《荀子》文本中又有积极表达和消极表达之分。选择正确的治理方式，便会通达霸道、王道。这显然是认为，五霸之政虽然比不上三王之政，但也远胜于今之诸侯的暴政、乱政。因为天子衰微，诸侯坐大，夷狄内侵，诸夏不绝若线，所以会有齐桓、晋文者出，尊王攘夷以成就霸业。

朱熹的回答，倒有几分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把仁政作为实现王道的手段，陆贾却把仁德作为实现霸道的凭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3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448页。

孟子的时代，形势大不相同。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三点：其一，维护伦常秩序（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敬老慈幼）。

其他篇目如《王霸》《强国》《天论》《大略》《君子》等，多不出此范围。二者甚至可以化约，即伦理层面的天理体现在政治层面即为王道，伦理层面的人欲体现在政治层面即为霸道。

王充的思想风格在两汉儒者中独树一帜。程颢《论王霸劄子》为宋明理学的政治哲学奠定了基调。通常所说的霸道，即是指霸者之道，也就是对霸政这一政治类型的理想化描述。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这一区分，在早期儒家经典中，甚至在邵雍的历史哲学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君主隆礼尊贤，或者重法爱民，就可成就王道、霸道。

霸道和王道，皆源自仁道。紧贴行事进行思考，才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他们运用相对和平的手段（最低限度地使用暴力），维护了天下秩序，保持了周文不废，天下之民受其所赐。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道德与政治的分离被视为马基雅维利之后的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

他从不以高远的帝道来劝说梁惠王、齐威王。13齐桓公兴兵伐楚，不是因为齐国受到侵犯，而是因为楚国作为夷狄威胁诸夏各国，以至于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

这里出现了两种对于德性的认识：从个体性的伦常标准出发，所强调的是伦常德性。但是从这三种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因素：首先，霸道被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德政，而不再仅仅依托于尊王攘夷的霸政。萧公权指出：孟子深察世变，急拯斯民，其所想往者，非周室之复兴，乃新王之崛起。陆贾曾提到杖圣者帝，可见在西汉初年，学者认为最高的政治形态是帝道。

弟子问：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此类范例，在《左传》中不胜枚举。

危道、亡道，自然是最坏的政治类型。其次，它大大转移了政治思考的视线。

换言之，程颢不再区分帝道（尧舜之道）和王道（禹汤文武之道）。这样，也就没有现实政治的位置，没有虽不完美但永恒存在的人类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的位置。

但是，在同一卷另外一条问答中，朱熹又采用了与之不同的说法。若把具有更多理想因素的帝道、王道视为政治理想主义，则可把相对更接近现实的霸道视作政治现实主义。这就需要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既不把政治领域简单地视为道德领域的延伸，又要避免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彻底分裂，由此重建道德与政治的适度平衡。《荀子》之《王制》《王霸》等篇，也有对帝、王、霸、强（富国强兵）诸道的分别论述。

其三，泛和平主义的政治取向。而在《论王霸劄子》中，这一区分被有意抹平。

《白虎通义》首先对于此前含义较为模糊的皇、帝、王分别做了相对清晰的阐释。所以汉高祖、唐太宗才能被汉唐儒者积极肯定。

换言之，王阳明宣称：霸术不仅要对一切政治的败坏负责，还要对自古及今的一切学问的败坏负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矣。